78年前，当侵华日军入侵南京时，一些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曾设法救助难民，甚至为帮助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献出了生命，史学界称之为“南京国际大救援”。
近80年过去了，波兰的辛德勒名单为人熟知，而南京的《辛德勒名单》却籍籍无名？那些冒着危险、付出生命、捍卫人道主义精神的国际人士，他们又通过怎样的故事和镜头让世人了解呢？
在抗战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央视国际频道（CCTV-4）暑期档大型互动节目《宝庆尚品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选择了这一特别视角，制作了一档节目，8位来自于各国的留学生，在南京进行了“寻访南京大屠杀国际救援史”调查。
拉贝
来自德国的安东雷寻访了拉贝，这个永远被南京人民牢记的名字。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闻名。
拉贝在南京沦陷前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他认为，自己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自己已经无法再分割，没理由在这种时候充当一个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坚持留下。在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慑下，他逼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数十万人的性命。他自己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拉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国难民，而他则自己掏钱奉养起了他们。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活菩萨”。
魏特琳
于中美去了中国第二档案馆、拉贝故居找到魏特琳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还有她用生命来守护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老照片，并且拿着这些老照片走进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看到当年的100、200和300号楼依然完好，老照片上的场景和现在能够一一对应上。
明妮·魏特琳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1912年来到中国，担任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调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日军进犯南京，金陵女子学院奉命迁往成都，而魏特琳却毅然留守并担任代理校长。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奸杀烧抢。目睹日军兽行，魏特琳女士义愤填膺，她把校园腾出改为收容妇孺的难民所，仅15日晚就收容了一万多无助的妇女儿童。这期间，日军曾多次进入金陵女大搜捕妇女，魏特琳无数次挺身而出将日军撵走。位于美国密西根州雪柏德镇郊的魏特琳女士墓地，墓碑上镌刻着四个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辛德贝格与京特
辛德贝格与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南北两侧建设了难民保护区，甚至建设了一个小医院。卡美拉见到了大屠杀幸存者苏国宝，老人回忆说，辛德贝格、京特当时每人给了苏国宝的父亲一块银元。他一辈子都在感谢这两个人。
丹麦人辛德贝格当时与德国人京特博士同在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工作，在1937年冬到1938年春的100多天里，辛德贝格与京特主持管理位于栖霞区的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先后收容保护了1万多名中国难民和中国军队伤兵，成功阻止日军进入难民营和工厂骚扰，使他们避免了被侵华日军屠杀。在工厂里，辛德贝格等还建立了一个小医院医治难民伤病。同时，辛德贝格还记录了关于日军南京罪行的许多案例，并将报告递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8年离开中国后，他还来到瑞士日内瓦等地放映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影片。2004年，辛德贝格的故乡丹麦王国奥胡斯市将当地的一种黄玫瑰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黄玫瑰”。
约翰·马吉
波兰留学生严立行说，二战的时候波兰也发生过很多和南京同样的屠杀事件。这次严立行一直在寻找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约翰·马吉(John Magee)，美国传教士，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
鲍恩典
鲍恩典在鼓楼医院期间，亲眼目睹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并记录了当年那场灾难。南非姑娘梅利莎很喜欢读她的日记，“她一直说她害怕，但她一直在帮助别人，我觉得她特别勇敢。”
鲍恩典女士在1919年-1941年间担任鼓楼医院检验科主任。当年，鼓楼医院被划为国际安全区，救治了许多被侵华日军烧杀、凌辱的伤兵和百姓。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是国际救援协会的一名成员。在大撤退的时候，她拒绝离开南京，夜以继日地救治病人和伤员。当年身中37刀的李秀英老人就是在鲍恩典女士的救治下得以存活下来的。鲍恩典女士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中详细的记载了1937年日本军队如何进入南京，南京如何沦陷，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抢掠的罪行等。
刘易斯·史迈士
选手们在南京市第二档案馆查阅了很多的一手史料。刘易斯·史迈士教授说，如果下雨你可以穿橡胶鞋，但是如果下的是炸弹雨，什么样的鞋才能保护我们的脚？这句话给爱文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易斯•史迈士，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将日军暴行每日写成抗议书，送往日本、英国、德国、美国大使馆等地。他这样形容战争巨大的破坏作用：“可怕的战争会将我们带回到洞穴时代或更早。”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能离开自己的学生和南京人民。这是他一直不回国而坚持留在南京的理由。史迈士的记录里讲到，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贝德士
罗斯文在关于贝德士的展览上看到了他说的两句话，“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作为一个传教士，他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别人。
贝德士从1920年至1950年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长达30年之久。1937年9月19日，日本司令官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要求迅速离开南京。当时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贝德士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他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
在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前，留守在中国的这些西方人士，他们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救助是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死亡的威胁非常大的前提下完成的。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可歌可泣，至今令中国人民感佩不已。在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今天，身为南京人，请不要忘记他们。
